航空工业的春天

设计生涯的第一个五年
发布时间:2016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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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2年9月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分配到第三机械工业部四院(简称四院,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前身)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涉及航空系统内外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和标准图等方面的项目我都做过,参加过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的编制和为该规范进行的航空工业生产噪声测量,还当作援外工程的设计总监理,也担任过设计、校对、审核和院审。在四院的建筑设计岗位坚守近半个世纪,经历了建设事业的摸索、繁荣与发展。回首当年,有苦有甜,有激情有快乐,尤其是刚参加工作那几年,虽然距今遥远,但那些日子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当时正值国内经济形势由三年困难转入逐步好转之际,四院大批人员分别从工场、农场回到设计院,一边对凭“一纸天书”(当时对设计简化和快速设计图纸的戏称)建成的厂房进行改造设计和返修加固,同时也开始投入新一轮建设高潮。当时建筑专业人手短缺,我们首批来自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0名建筑系毕业生来到土建科,受到领导重视和同事关注,全科召开了热情洋溢的迎新会。我所在的302组(发动机系统土建组)有20多人,有大学生、中专生和结构绘图员。他们都是老同志,都是我的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画图、如何用标准图、如何与其他专业打交道。组长放手培养,老同志无私帮助,大家努力工作、团结协作、重视业务学习。我在这个氛围中开始设计工作,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从进院到1964年,工作稳定,任务饱满,晚上不是加班就是业务学习,每周还有一次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设计工作中,全院都很重视质量,自校、校对、审核一丝不苟,底图上密密的蓝色、红色小点表示自校和校对已完成。全三科只有两位建筑专业的审核,他们掌有技术大权,很有威信。为了使图面清楚美观,大家都练习写好仿宋字。建筑专业更加重视厂房的立面和厂区的街景效果设计,可是厂房平面和门窗多由工艺条件限定,外墙多是清水砖墙、女儿墙,门窗套有少量水泥砂浆抹面,因此立面设计自由度不大。

那两年我逐渐掌握了设计业务,工作认真努力,乐意加班,重视业务学习,注意搞好专业间的协作关系,对自校十分仔细,对校对十分服从,对审核更是信服。我从画剖面、详图、基础、地沟一路学习成长起来,也校对简单的图。我还帮助设计了一座试验办公楼的立面,画了一些小草图贴在墙上供大家讨论。

1964年下半年,国家号召所有设汁院都投入到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到现场去抓紧三线建设。全科重组工作组,分别下放到工厂工地。1965年元旦到4月底,我随工作组先后到陕西兴平、西安参加现场设计,结合现场情况制定设计方案,白天抓紧时间设计绘图,工作之余,我们几个年轻人游历了兴平、西安周边基础名胜古迹。

1965年6月,我带病到贵州搞现场设计,跟着工作组从贵阳乘卡车翻山越岭过鸭池河,一路惊险到达大方县群山环绕的乌鸦洞。工作组的任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旧址上建厂。

层办公楼。我们上楼画图下楼睡觉,吃饭在几十米外的乌鸦洞,洞里废弃厂房的一角当作食堂,厕所在离办公楼较远的山坡上。大方地处贵州贫困山区,当时还有土匪出没,一到晚上我们就不许外出,夜里雇请民兵站岗。我本就有病,加上水土不服,严重的肠炎久治不愈,夜里不敢去厕所,每到睡前就超剂量服药。

晚上加班,大家穿着半高筒雨鞋,扎紧裤脚防跳蚤。图板上一边一根蜡烛,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用一字尺、鸭嘴笔、小钢笔一线一字完成施工图的设计。

在大方,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愉快、充满激情。工作之余,集体工间操、诗歌朗诵会、游山采花草,工作生活和谐丰富。

大概在9月,王忠祥院长从大方县带着我们几个先遣队员乘吉普车跋山涉水经织金县南下安顺市。我一路晕车呕吐不能进食。

到了安顺,我们在一座废弃的大庙扎营,靠了边的菩萨看着不同于当地人的我们打扫他们的殿堂。后来大批人员到来,组建了安顺工作组,请走菩萨支起折叠桌椅,在潮湿阴冷的庙堂里展开紧张的设计工作,还常到几十公里外的现场查勘。没有晒图设备,就在小院里利用太阳能土法晒图。全组苦干了一个秋冬,完成了位于镇宁的130、150等厂的设计。这次设计按照靠山、分散、近水扎大营的方针进行,厂区结合地形少占良田或围绕山头或靠着山边集中布局,厂房也符合生产要求。

在安顺大庙,虽然工作紧张,生活艰苦,远离亲人,但为了三线的航空工业建设,大家热情高涨,乐观活跃。年底设计接近尾声,有几个人在编排工作组回京会演节目,我负责编写诗歌联唱的朗诵词,一写就是半夜。

1966年春节节后,组建三个工作组再度回到贵州,安顺工作组改成601工作组,下到位于镇宁安西的150厂工地边设计边施工。

去年在安顺大庙完成的设计作废,要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重新设计:把厂区分散如羊拉屎,把大厂房分割成几个挤在一起的小房子,把锅炉房烟囱顺着山坡埋到山顶、机加厂房埋进山坳。面对新的课题,各专业设计者发挥想象,尽力满足工艺生产要求,努力寻求厂房隐蔽、排水和通风方案。

我承担埋地机加厂房建筑设计,后来和结构设计者一起写了《怎样设计埋地厂房》,为此我还被选入参加贵州现场经验交流团汇报交流。

同年5月,150厂设计完成,工作组转移到镇宁县瓦窑堡,在村里最大而实际上并不算大的四合院里,开始设计140厂。木构架墙石板瓦顶的民居就是工作室,工作室上低矮的阁楼是宿舍,有的男生还曾睡在村外有顶无墙的牛棚上层。工作之余,我们访贫问苦、帮农劳动、挑水帮厨,每遇好天气,黄昏之时就和牛群同享一条小河洗漱。

6月,“文革”爆发,我们在这偏远封闭的山村亦被卷进风暴。建筑组除绘图员外几乎都未幸免,组长是黑祖师爷,组员是徒孙,我是黑尖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痛苦与困惑中,违心之时不是没有,但整人诬陷之事则绝不去做。风暴中设计还在进行,现已想不起画的是什么了。不久工作组解散,我和几人辗转贵阳花溪整理档案,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年底到陕西汉中洋县参加另一个现场工作组,此后回京。

年院里已没多少设计任务,文革在继续,领导靠边站,一拔人“抓革命”,一拔人“促生产”,我以自己属于“促生产”这拨人而心安。

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前五年,是一段特殊的年代,设计者的艰辛并没留下多少实物,经验更无从向后来者述说。只是,如我这样初出校门满腔热情单纯听话的青年人,历经现场设计的磨练、文革风雨的吹打,而后就少有不能跨越的沟坎了。那个年代设计团队在艰苦条件下,互相关心、团结合作,不惧艰苦、乐观向上,为祖国航空工业多做贡献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是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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